摘要：农业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重要领域，畜牧业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近年来，“一带一路”畜牧业合作的发展环境有所改善，支撑体系不断完善。从市场规模、产业基础和发展趋势来看，畜牧业产能合作、科技合作、投资合作、贸易合作和产业治理合作，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与空间；同时，也面临综合风险高、环境变化大、融资难、经济效益欠佳、人才缺乏等问题和挑战。建议采取加快“一带一路”区域畜牧业经济研究、扩容多元化的资金投入、畅通多渠道的信息共享、凝聚多方面的合作力量４项措施，推动“一带一路”畜牧业合作。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畜牧业；国际合作；前景；措施
畜牧业合作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合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一带一路”畜牧业合作，既符合中国扩大对外开放和开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也契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农牧业经济、增加农牧业收入的需求。当下，畜牧业作为中国农林牧副渔业中的第二大经济部门和支柱产业，仍处在转型升级阶段，“一带一路”倡议无疑为其转型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把握这一机遇，顺势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畜牧业合作，还需要进一步辨清形势，预判前景，明确方向与对策。目前，关于“一带一路”畜牧业国际合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别间畜牧业合作模式或展望，畜牧兽医科技合作与成效，畜产品经贸合作现状、影响因素与潜力，外商投资现状及影响，中国国内地区牲畜产品“走出去”策略等问题上，对于中国与沿线国家开展畜牧业合作的整体方略及前景，尚缺少全面、深入的讨论。本文从分析“一带一路”畜牧业国际合作面临的条件、机遇、问题和挑战入手，尝试描绘和探讨中国与沿线国家开展畜牧业合作的前景、总体方向及措施，为“一带一路”畜牧业国际合作研究与实务提供参考。
１ 开展“一带一路”畜牧业合作的条件与机遇
1.1畜产品市场基数大、规模增长潜力大
“一带一路”区域的经济增长、人口红利和贫困减弱，将刺激区域畜产品市场规模的扩张。2016年，沿线64个国家的GDP之和约占全球的16％，其中中等收入国家占70％。目前，沿线国家整体的GDP增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90％的国家处在经济增长期，40％的国家经济增速超过4％，经济发展潜力大，食物消费市场规模也在扩大，畜产品消费将大幅增加。按发展中国家人均年肉、蛋、奶消费量粗略估算，区域畜产品市场规模为3亿～4亿t。若考虑人口增量，按区域人口增长率平均值0.5％计算，到2020年，区域畜产品市场规模可能达到4.5亿t。进一步考虑人口结构红利，区域畜产品市场规模可能更大。由于该区域人口结构年轻，潜在的畜产品消费规模也大。另外，脱贫计划将助推畜产品市场规模的扩大。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到2030年全球将消除贫困与饥饿。届时，畜产品消费必然增加。2015年全球有8亿极端贫困人口。如果“一带一路”有3亿～4亿人摆脱贫困，其畜产品消费达到区域平均水平，那么年畜产品消费还可增加近5000万t。
1.2 畜牧业产业基础较好，与中国优势互补
“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以占全球四成多的人口，生产了不到全球生产总量四成的畜产品，区域畜产品生产能力基本处于世界平均水平，基础较好。中国与沿线国家在畜产品的生产、消费和竞争力上存在互补性。首先，畜产品供求结构存在国别差异并互补。中国是大多数畜产品的生产大国，但肉、乳制品供给存在结构性不足，牛羊肉、奶粉的进口量不断增加；而波兰、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猪、牛、羊肉及牛奶、生皮等的生产能力、产品品质、出口贸易更有优势。在越南、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波兰、泰国以及中亚国家，鸡鸭肉、动物油脂、蜂蜜、禽蛋等的供给存在缺口，而中国在这些畜产品方面具有较强的生产能力，可弥补上述国家的需求缺口。其次，不同畜产品国别竞争优势互补。中国的蜂蜜、蚕茧、肉鸭等具有国际竞争优势，蜂蜜等的生产效率优势尤为突出，但猪、羊、牛、鸡肉和乳制品等处于竞争劣势；而波兰、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印度、土耳其等国在中国不具竞争力的畜产品上竞争优势显著。
1.3 畜牧业合作发展较快，日益活跃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畜牧业贸易、投资、技术合作增多，形式更加灵活。首先，畜产品贸易快速发展。作为区域主要的进出口市场，2017年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畜产品出口增多，对亚洲、东盟的猪肉和乳制品出口增速尤其明显。向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出口的加工猪肉占出口总量的22％；对菲律宾、新加坡的乳制品出口额增长了4～6倍。沿线国家对中国的畜产品出口也增多。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的乳清等对华出口成倍增长；匈牙利、蒙古、白俄罗斯的牛肉也开始对华出口。其次，畜牧业投资日益活跃。尽管中国畜牧业对外投资额不足对外总投资的1％，但对沿线国家的畜牧业投资连年增长。投资领域从养殖及其服务业扩大到了加工、农机、种业和物流等环节，涉及行业向禽业、草业、羊业发展；投资方式以并购为主，并购案占农业领域的一半以上；投资经营主体和金融合作模式更加多元。第三，畜牧科技合作不断深入。在疫病诊治防控、畜禽养殖管理、饲料和畜产品加工、家畜良种繁育、循环经济等领域，中国有技术优势，通过与国际组织联合设立项目，为沿线国家的企业、农户或公共部门提供技术服务、示范、培训、咨询，分享经验和发展模式。
1.4 发展环境所有改善
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有别，但新加坡、马来西亚、俄罗斯等多数国家认同它能够为区域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带来机遇。沿线国家普遍存在人均耕地不足、可利用淡水短缺、能源利用率和谷物出产率低、人口增长等问题，促使“一带一路”农业合作达成共识。截至2016年年底，沿线75％的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农业合作协议，83％的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标准化、签证便利化、双边执法合作和加大领事保护力度均有成效，区域畜牧业合作的政策环境得到改善。区域交通联通发展迅速，也加速了畜牧业区域合作。中国已与沿线15个国家73个陆上口岸开通了356条道路运输线；与47个国家签署了38个双边和海运协定；与62个国家签订了双边航运协定，民航直通43个国家。基于此，欧洲、中亚的畜产品运到了中国东北、西南、中原市场；中国畜产品及其食品出口到了俄罗斯、德国、波兰、荷兰等亚欧国家。市场联通带来的实惠，激发了交通联通的积极性，诸多标志性铁路项目逐步建设投运，印度尼西亚、印度、越南、俄罗斯及东欧、东盟等地的陆海空线路也逐渐并入，区域畜产品经贸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1.5 支撑体系不断完善
各类平台对“一带一路”畜牧业合作的支撑力度不断加强。首先，口岸数量增加、布局优化，2018年进口肉类指定口岸比2016年增加了22个，覆盖范围增加了7个省，市场对外开放水平提升。其次，商务部、财政部和农业农村部认定了一批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海外农业产业园区和农业对外开放合作实验区，为畜牧业经济外交、畜牧企业境外集群发展搭建了平台。第三，沿线多国加强了信息平台建设，如中国商务部建立的“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中国财政部和多边开发银行联合建立的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乌克兰成立的“一带一路”贸易投资促进中心，为畜牧业国际投融资、交易、咨询提供了公共服务。与此同时，“一带一路”畜牧业合作的金融支持也不断增强。一是对外投融资渠道增多，包括政策性或商业性银行、综合性或区域性基金、国内或跨区域多边金融机构等。二是支持手段日渐丰富，除出口信贷、贷款、担保、保险、外汇管理等传统服务外，还有ppp项目投融资、向东道国央行或金融机构开展授信及转贷、当地货币出口信贷等新型业务。第三是机构合作加深、加广，除银行间、银保、保险间合作进一步加强，中外银行之间、政府和机构之间、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形式、广度也在拓展，支持力度整体增强。
2 “一带一路”畜牧业合作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2.1 综合风险高
沿线国家发展程度差别大，国情复杂多样，为畜牧业合作带来很多潜在风险。其中，政治风险最不可控、不好预期，往往造成“灭顶”之灾。例如，规划投资的项目，因项目所在地改选，导致前期所签协议及土地购置方案搁浅，项目搁置。政策连续性差，税收、投资、劳务、签证、进出口政策过于严格，海关、检疫、安全检查等方面的程序缺乏协调与合作，行政效率低，与运输等上下游业务或服务磨合期较长，这些问题增加了区域畜牧业合作的成本和风险。沿线发展落后的国家，或国家治理存在较大问题，或经济发展模式单一，或处于贫困陷阱，或易发生金融波动，也形成了潜在风险。
2.2 环境变化大
沿线各国在开放合作中寻求各自长、短期利益的平衡时，畜牧业通常不是重要关节，畜牧业对外合作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中也处于被动地位，面临的变化有时复杂难料。例如，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可能削弱了中国投资“一带一路”的力度，但又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区域畜牧业合作还受其他经济组织的制约，但形势也会改变。2018年“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就迎来了机遇，俄罗斯总统普京强调两者互为有效补充，欧亚经济委员会也表示，以合作共赢为前提参与丝绸之路，扩大投资和合作，将逐步形成明确的发展计划。
2.3 融资困难
畜牧业对外合作项目融资难表现在如下4个方面。其一，融资门槛高。金融机构对投资规模、抵押物和风险水平有严格要求，而畜牧业对外合作项目一般投资规模小、抵押物少、风险高。其二，长期贷款不足。与沿线国家的畜牧业合作往往需要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使投资周期变长，需要中长期投资。但境外资产抵押贷款受限，通过境内金融机构信用贷款，只能取得短期贷款，企业在境外没有信用记录，向境外银行融资亦难。其三，身份歧视。国内金融机构倾向贷款给国企。民企规模小，“内保外贷”又需要大量的国内资产抵押，对外投资越深，融资越难。其四，金融服务短缺。畜牧业合作集中的中亚、南亚、中东欧，如埃及、吉尔吉斯斯坦、保加利亚等国，中资金融机构网点少，业务以传统的存贷款为主，不能满足在外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
2.4 经济效益欠佳
中国畜牧业企业“出海”经验不足、经营规模不大、抗风险能力较弱，项目获利能力偏弱。沿线国家农业基础设施常常不足，需要外资企业自筹资金建设配套设施，这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盈利能力。目前的畜牧业合作模式重点在养殖、加工环节，利用当地廉价的土地、牧草、粮食、劳动力等资源，生产畜产品、向国内出口，以降低国内企业运营成本；但对提升企业在东道国的核心竞争力、加强国际市场开发和资本运营的重视不够，缺乏对整个畜牧业价值链投资的战略考虑，这也是导致畜牧业对外投资经济效益整体欠佳的重要原因。
2.5 复合人才缺乏
农业农村部、部分农业和语言类高校及企业已经采取了“扬帆出海”培训工程、“猎英行动计划”、农业对外合作科技支撑与人才培训基地建设、农业对外合作复合型人才“3＋1”培养模式试点等措施，着力培养农业对外合作复合型人才，但取得明显成效尚需时日。掌握畜牧专业知识技能和多语言能力，了解畜牧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具有全球化思维、跨文化交际能力、抗挫折能力，熟悉沿线国家国情和畜产品市场的高素质人才仍然严重不足，导致畜牧业合作面临合作不顺畅、风险不易化解、业务拓展慢、企业扩张难等问题。
3 “一带一路”畜牧业合作的前景与方向
“一带一路”畜牧业合作将改善区域畜产品供给结构，提升区域畜产品供给水平和质量安全，增强区域产业国际竞争力，促进区域畜牧业经济增长，保障区域产业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契机，符合沿线各国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未来，与沿线国家的畜牧业合作既需要强化已形成的生产、科技、投资、贸易合作，也需要关注畜牧业治理合作等新的合作方向。
3.1 取长补短，强化畜牧业产能合作
既有的畜牧业生产合作以整合利用国外优势自然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品质为主。基于沿线国家畜牧业自然资源、生产能力存在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围绕各国的畜牧业生产优势和短板，畜牧业生产合作可提升到产能合作的高度，相互对接先进、富余的畜牧业产能，开展细分行业上的产业链合作，包括畜牧资源开发及深加工、机械装备制造、副产品和饲料加工等上下游产业上的合作，实现畜牧业资源、资本、运营等要素的跨区域配置。这对改善区域畜牧业结构，打造区域性的畜牧业价值链体系，提高区域畜牧业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3.2 互通有无，促进畜牧业科技合作
畜牧科技合作重点在动物生产、加工领域，包括繁殖育种、环境卫生、畜产品加工等方面。其依据是：首先，区域内动物单产水平差异大，某一畜产品的主产区一般不是单产水平较高的地区，且单产水平较低，其间蕴含着巨大的合作空间，合作意义重大，将显著提高区域的畜产品生产能力和水平。其次，畜禽养殖、畜产品加工技术差异大。畜产品消费水平的差异反映了这一点，加强一二产业环节的技术合作，有助于提高合作国畜牧业竞争力。第三，兽医科技水平差异大，严重影响了畜产品贸易。中国疫病防治监测体系较为完善、技术水平较高，与他国合作建立区域动物疫病防控屏障，将提升畜产品安全空间，促进畜产品贸易，增加产业收入。
3.3 正视风险，理性对待畜牧业投资合作
中国畜牧业对外合作在“试水”多年后，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基础，对风险的认识越来越清楚，投资行为越来越理性，投资理念也开始转变，将更注重与合作方的优势互补，尤其关注先进技术、市场规模两个要素。有重点地针对某细分行业或产业环节的集中投资将成为趋势。立足价值链重组，投资技术合作、市场开发、储运合作的案例也将增多，畜牧业投资层次提升，投资收益有望提高；在此过程中，更易规避风险的投资合作模式也会出现。投资进入良性循环，是“一带一路”畜牧业投资合作的发展方向。
3.4 扩大开放，深化畜产品贸易合作
畜牧业资源禀赋特征和生产优势差异，为沿线各国之间扩大畜产品贸易，调整本国的畜产品供给结构，提高畜产品消费质量，提供了较好的现实基础。中国是“一带一路”最大的畜产品生产国，也有最大的畜产品消费市场。2018年7月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中国表示将与世界谋求更大共赢，表明了中国致力于扩大开放、共享发展机遇的决心。畜产品贸易合作的深化，顺应大势。除此，还将为贸易双方创造就业机会、增加税收、促进合作国畜牧业一、二、三产的发展，挖掘出新的畜牧业经济增长点，密切国家间的经济关系。
3.5 规划先导，开展畜牧业治理合作
上述畜牧业合作，涉及合作方向、方案、规则等一系列问题，需要各国政府、各类经济组织和机构共同商讨，明确和制定相应的政策、规定、标准、程序与要求，建立起畜牧业合作治理机制，使“一带一路”畜牧业合作有统筹、有协调、有秩序、有质量，在捍卫各国产业利益的同时，担负起促进区域畜牧业发展的责任。例如，制订双边、多边的畜牧业合作计划，政府间短期、中长期的畜牧业合作规划，以及具体的合作行动方案。以规划为先导，与畜牧业合作有关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国际运输标准、设备利益议定、关税配额、产业补贴、出口融资支持等双边、多边纪律将更快确立，促进形成合作共赢的区域畜牧业合作。
4 推动“一带一路”畜牧业合作的措施
基于前文分析得出的“一带一路”畜牧业合作具备的条件、针对曾经面对和即将面临的问题，结合未来畜牧业合作的发展方向，本文认为可以通过以下措施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畜牧业合作。
4.1 加快区域畜牧业经济研究
在对“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宏观经济与政策进行国别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国别畜牧业经济数据、政策法规和其他相关资料的收集与分析，建立数据库，提供咨询，发布研究报告，为市场主体或其他机构提供充分、及时、准确的情报，帮助他们判断畜牧业对外合作的方向、方案、可行性、风险，这将大大节省开展畜牧业对外合作的时间、精力，少走弯路。
4.2 扩容多元化的资金投入
首先，推进金融创新，设置符合“一带一路”畜牧业合作特点与需求的融资服务，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先导作用和商业性金融的主体作用，降低畜牧业合作的融资门槛及成本，简化审批程序，增加中长期贷款，建立全球统一授信体系，鼓励扶持民营企业，提供更多类别的金融服务。其次，拓展金融合作空间，让中资金融机构服务范围覆盖畜牧业合作的重点国家，提高离岸金融服务能力，试验政府和金融机构、企业对接合作的模式；培育地方对接基金，在省一级层面上扩大融资体量；利用民间资本，推广PPP模式，拓宽融资渠道；完善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丝路基金等多双边合作基金的融资功能，开展国际金融合作。第三，健全畜牧业对外合作风险分担机制，加大信用保险支持力度，防止非理性投资、合作、恶性竞争和腐败行为，建立大型并购案例应急行动机制，提高风险防范和应对能力。
4.3 畅通多渠道信息共享
国内政府、科研单位已经成立了不少针对海外农业与投资的研究、服务机构和平台，利用网络发布沿线国家基本国情、与投资有关的法律政策规定、招商引资信息，通过举办展会、研讨会、商务洽谈会，出版刊物、书籍，促进国家（地区）之间的交流。但是，信息来源分散，不便为企业所利用。畅通信息资源网络，鼓励能够提供信息的机构之间加强联系，互通有无，集中产业、行业、企业、产品、市场、交通、制度、园区、招商等有价值的信息，直接、便捷地满足企业“套餐式”的信息需求。
4.4 凝聚多方面的合作力量
首先，发挥国家宏观指导和政府权威作用，加强跨国战略沟通和政策协调，加快快速通关口岸建设，培养国际化专业人才，动员紧缺人才流向“一带一路”畜牧业合作一线，提供投资便利化服务。其次，依托协会、商会、研究机构等各类组织，成立中外法律、会计、投资服务等专业机构，为畜牧业合作提供针对性强的投资、法律、财务咨询或援助；同时，鼓励这些专业服务机构加强交流与协作，为畜牧业合作提供更加便利、快捷的服务。第三，利用好海外农牧业产业园区，形成海外畜牧业合作集群。海外农牧园区已经探索出了在东道国行之有效的合作方式，并打造出了一定规模的产业项目落地空间。引进上下游企业入园区，补齐产业链短板，形成产业集群，更利于合作项目的发展。所处地域临近的产业园相互联系，打通战略通道，进一步优化畜牧业合作的空间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