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猪产业发展、政策评价与现实约束

　　《续》

　　随着生猪产业相关政策支持总量的持续增长，对养殖收益如何、猪肉成本如何两大问题的关注度逐步提升。分析中国生猪养殖成本收益变化趋势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同时也可为财政资金的支持方向提供决策参考。

　　从母畜繁育情况来看，中国每头母猪每年繁育肥猪的数量（MSY）仅为20头，而丹麦、荷兰生猪MSY大于30头。MSY的差异对于仔猪成本的影响较大，MSY越低，每头仔猪摊销的成本越高，导致商品猪的成本上升，直接影响育肥效率。例如2018—2019年非洲猪瘟疫情期间，疫情直接和间接影响较大。虽然养殖场（户）养殖户对生猪管理的重视、加强防疫及生物安全防控对育肥猪养殖效率的提升具有正向作用，但仍存在“恐慌性出栏”现象。在“一猪难求”的大背景下，商品猪充当母猪补栏情况普遍。三元母猪具备疫病率高、产仔率低、饲料转化率低、养殖管理难度较大的特性，大比例的三元母猪将大大降低养殖效率。

　　从育肥猪料肉比指标来看，中国育肥猪养殖场（户）的饲料转化率3.21∶1，而荷兰、西班牙和巴西的饲料转化率表现相对较好，小于2.5∶1，差距的主要来源是种猪、饲料配方、饲养环境、饲养技术等因素。综合来看，中国生猪日增重低，饲养模式不够先进，生猪有效产量低，产品差异化不足，不能够适应新的消费趋势；同时，疫病、非法添加等问题仍难以解决，盲目追求先进的技术，而没有全面考虑生猪养殖的适用性，因此，生猪养殖成本居高不下。

　　从不同规模生猪育肥周期、净增重和收益率角度来看（图2），规模化生猪养殖平均饲养天数低于散户养殖，大规模生猪养殖平均饲养天数仅为134.19日/头，与散户165.20日/头相比缩短了近一个月的养殖周期；而大规模生猪养殖的净增重增长率为1.73％，高于散户的0.98％；散户养殖收益率相对较低仅为3.76％，规模化养殖 收益率在12％～14％，是散户养殖收益的2倍以上。可见，养殖周期短、净增重增长快、收益率高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规模化生猪养殖效率优势。

　　数据来源：《2007—2019年农产品成本收益汇编》。

图2  中国不同规模生猪年均收益率、净增重及其增长率统计

　　从收益角度来看（图3），中国生猪养殖收益率盘旋下滑，具有“猪周期”性波动特征。总体来看，生猪养殖收益率分别于2007年、2011年和2016年达到峰值，并于2014年触底，不同规模间收益率涨跌趋势相同，幅度略有差异。中规模年均收益218.39元/头、收益率为16.33％，略高于大规模养殖203.73元/头、15.23％，且均为正收益；而小规模与散户养殖收益与收益率分别为81.67元/头和7.30％，196.05元/头和14.44％，处于较低水平，有个别年份跌破零点，养殖户表现为亏损状态。短期来看，规模生猪养殖仍有一定盈利能力；但长远来看，在疫病、环保等因素制约下，中国生猪养殖成本高、收益低的格局难以保障有效、稳定的供给。

　　注：为了实现不同来源生猪数据间的对应和衔接，汇总归纳《中国农产品成本收益汇编》《中国畜牧业年鉴》以及《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畜禽养殖业源产排污系数手册》中对规模定义，并根据实际情况在本文中重新划定为散户（1～49头）、小规模（50～99头）、中规模（100～999头）以及大规模（大于1000头）。

图3  中国不同规模生猪养殖成本收益统计

　　从猪肉及其主要畜产品价格来看（图4），1995年1月至2019年8月中国猪肉以及替代品鸡肉、牛肉和羊肉集市价格波动有明显 特征。1995—2005年畜产品价格运行较为平稳：1995年，猪肉、白条鸡、玄骨牛肉和带骨羊肉价格分别为12.01元/Kg、11.71元/Kg、15.12元/Kg和16.26元/Kg；2005年，上述4种产品价格分别变为13.13元/Kg、10.78元/Kg、17.66元/Kg和17.58元/Kg。2006年以来， 畜产品价格急剧上涨，价格波动剧烈：2006年，猪肉、鸡肉、牛肉和羊肉价格分别跃至12.11元/Kg、10.27元/Kg、18.54元/Kg和18.63元/Kg；2019年（前8个月），上述4种产品的价格持续上涨，月均增长率分别为 5.62％、1.19％、0.70％和0.25％。在这期间猪肉价格上涨出现了3次周期性波动，于2008年3月、2011年10月、2016年6月达到峰值，分别为25.69元/Kg、29.78元/Kg、31.29/Kg；并且由于环保约束遇上非洲猪瘟和“猪周期”2019年8月猪肉价格持续增高，超过历史峰值达到33.95元/Kg。猪肉价格的波动拉动了其他肉类价格快速上涨，鸡肉、牛肉、羊肉价格上涨幅度也一直保持高位运行。

　　数据来源：中国畜牧业信息网

图4  中国主要畜产品价格走势

　　从养殖总成本及其增长率角度来看（表2），2006—2017年中国生猪单位成本逐年提高，并随着养殖规模的增加而减少。散户、小规模、中规模、大规模生产成本均值分别为1569.63元/头、1435.35元/头、1407.93元/头和1373.96元/头。各项成本费用均呈显著递增趋 势，规模间增幅差异明显，不同规模成本增长因素略有不同。散户年均增长率为6.95％，其中仔畜、劳动力和土地费用增长是主要因素；而小规模、中规模、大规模生猪成本增长率分别为6.53％、6.18％和5.75％，仔畜和劳动力费用增长是主要诱因。随着环保、食品安全等约束的收紧，中国生猪养殖向“绿色先行”转变，2016—2018年国家积极应对养殖污染问题，密集出台了诸如限养禁养区划定、“水十条”“土十条”“大气十条”等环保政策，中国生猪养殖面临严峻的绿色和规模升级。产业的集中促进了养殖各项成本投入的增加，饲料费、仔畜费等资本费用也随着品质要求的提升而增加，而养殖技术的提升一定程度需要更先进劳动力的加持。

　　从各项成本费用角度来看（表2），中国生猪养殖饲料费用为750～800元/头，散户、大规模养殖户饲料成本相对较低，小、中规模生猪养殖饲料成本较高。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为了节约养殖成本，散户生猪育肥多采用浓缩自配料，玉米、豆粕等原料部分来自农民配套耕地生产，所以饲料费用相对较低；而规模化养殖户大部分选择采用全价料，饲料的采购质量优于数量，一定程度上价格略微偏高，大规模养殖户在饲料购买和使用中享有一定程度的规模红利，育肥期稳定且相对较短，因此，饲料成本相对较低。仔畜费用徘徊在400～460元/头，并且随着规模的增加而递增。分析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散户大部分采取自繁自养的养殖模式，仔猪的价格是按照市场价格进行折算的，仔畜的断奶时间、保育专用饲料饲喂量等因素是依赖养殖户的经验确定，与专业繁育场比较来看，仔畜繁育时间较短是仔畜折价偏低的主要原因；而规模化养殖育肥仔畜多从专业仔猪繁育场采购，对仔畜的品质、仔龄、疫苗、抗病性等要素把握较严，仔畜成本相对较高。劳动力投入规模间差异较大，且随规模的递增而减少，散户生猪劳动力成本为359.29元/头，而大规模仅为81.33元/头。随着“人口红利”的减弱以及“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劳动力优势逐步丧失，这也是中国生猪养殖业劳动力成本以10％左右的比例持续增高的原因，散户与规模化生猪养殖相比，受到生产技术、管理水平以及机械化、规模化水平低等因素制约，一定程度上劳动力费用仍处于高位。

表2  2006—2018年中国不同规模生猪养殖成本收益统计

　　注：饲料费包括精饲料、粗饲料和饲料加工费用；直接管理费用包括医疗、工具、维修、死亡及其他直接费用；间接管理费用包括保险、管理、财务和销售费用。数据来源于《2007—2019年农产品成本收益汇编》。

　　从各项成本构成角度来看（表3），中国生猪产业仍是资本投入型产业，饲料费、仔畜费和劳动力费用占总成本比重较大。饲料费和 仔畜费分别占总成本的48.58％和25.30％、55.19％和28.47％、56.46％和30.50％、54.57％和33.58％，饲料费、仔畜费为成本比重较大的部分。一方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猪肉的需求从“吃得上”向“吃得健康”转变，更加关注添加剂、抗生素等问题，无疑促进了中国生猪饲料的品质提升，通过对料肉比，死淘率等指标的严格把控，无论是全价料还是自配料，都需要更精准的营养配比和更高效对饲料转化率。另一方面，生猪养殖疫情的爆发对仔畜价格冲击较大，仔畜的购买和运输过程中染病风险随之增加，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仔畜的需求的扩大，直接反映在仔畜价格上。严重打击了本就处于低利润水平的仔畜养殖场（户）的积极性，甚至出现出售母畜、批量亏损售卖仔畜等破坏仔畜来源的现象。成本构成次位是劳动力投入，分别占22.89％、12.44％、8.51％和5.92％。中国生猪产业劳动力投入高主要受到单位用工成本、劳动力投入结构、农村劳动供给、生产技 术、管理水平以及机械化、规模化水平低等因素制约，人口红利的减弱导致劳动力优势丧失、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导致劳动力供给短缺、疫情环保等因素导致育肥超期直接提高了劳动力待摊成本。此外，中国生猪育肥机械化、规模化水平较低，舍饲养殖模式比例大，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劳动力投入的高位运行。

表3  中国不同规模生猪养殖年均成本结构统计

　　数据来源：《2007—2019年农产品成本收益汇编》。

　　4  粪污资源化利用现实约束

　　中国生猪产业经济效益和绿色发展密不可分，如何量化中国生猪养殖等标污染物的产、排以及利用现状具有现实意义。本文根据《第 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畜禽养殖业源产排污系数手册》产、排污系数测算不同规模、区域生猪养殖的产排污总量，并且除了传统分析中的TN、TP、COD外，增加了Cu、Zn污染量的统计。由于等量的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程度不同，生猪日产污染量的简单加和并不能反映对环境的实际影响。因此，根据GB 3838—2002中Ⅲ类水质标准，对产、排污量进行等标计算，全新定义了粪污资源化利用率。此外，根据林源等、周天墨等、左永彦等的研究结论，生猪的养殖周期保育期与育肥期长度比为1∶2；干、湿清粪比例采用左永彦等、祝其丽等的研究结果。

　　4.1  分规模、分区域中国生猪养殖产污量分析

　　从不同规模生猪养殖年均单位产污量角度来看，中国生猪养殖单位产污量规模间略有差异。散户、小规模、中规模、大规模生猪养殖年均产污量分别为14.07Kg/头、12.80Kg/头、12.55Kg/头和11.36Kg/头，散养模式的产污量显著高于规模化养殖模式，规模化生猪养殖单位产污量随着规模的递增而减少。与散户相比，规模化生猪养殖饲料配比更适口、营养、科学。规模化生猪养殖不同时段 所需饲料配比有所差异，一般来说仔猪、种公猪、催肥阶段的育肥猪，可选用精 料型；繁殖母猪、后备母猪可选用青料型；架子猪可选用糠麸型。并且规模化生猪养殖在防疫、保健等各个环节严格把控Gu、Zn等微量元素含量，辅助先进的管理水平、精准的饲喂技术，以及适宜的养 殖密度等技术手段有效减少了生猪产污量。

　　从不同区域生猪年均单位产污量角度来看，将年均单位产污量划分轻产污区（＜5Kg/头）、低产污区（5～10Kg/头）、中产污区（10～15Kg/头）、高产污区（15～20Kg/头）和重产污区（＞20Kg/头）5个区段。散养生猪单位产污量相对较高的区域有：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湖南、湖北等10个省份年均在高产污区段；青海和海南2个省份在重产污区段； 西南和华东大部分地区 处于低、中产污区域，单位产污量5～15Kg/头。规模化生猪单位排污地域边界较为清晰，处于重产污区域的省份仅为内蒙古；高产污区域仅包含吉林、辽宁和湖北3个省份，小规模生猪养殖的高产污区还包含湖北和海南；其他地区均处于低、中产污区域，小规模生猪养殖的低、中产污区集中于华东大部分地区，而中规模、大规模低产污 区域扩展到部分西南地区，大规模养殖企业产污量最低。

　　4.2  分规模、分区域中国生猪养殖排污量分析

　　从不同规模生猪养殖年均单位排污量角度来看，不同规模间排污量并不相同。散户个体间差异性较大，排污量难以量化，排污数据较难获得。根据散户特有的自给自足的养殖模式，大部分生猪养殖产生的固液态粪污都能够迅速以农家肥直接还田，或与生活粪污混合集中处理，所以散户排污量相对较小。规模化生猪养殖排污量随着规模的递增呈Ｕ型变动，小规模、中规模、大规模年均单位排污量分别为8.53Kg/头、3.07Kg/头和3.41Kg/头。一方面，沼气池、氧化塘、化粪池等粪污处理设备前期投入相对较高，小规模养殖受到基金和用地的限制难以实现粪污高效处理，即便是具备粪污处理设备的小规模养殖户，粪污处理设备的日常维护、修理等成本较高，且对于工人技术上也有一定的要求，这无疑是影响排污量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大规模企业由于养殖体例较大，虽然通过堆肥、发酵等技术手段进行粪污再利用，但是需要处理的粪污总量过大，企业并没有足够的配套 耕地消纳发酵后的干粪、沼渣、沼液等，所以排污量相对较高。

　　从不同区域规模生猪年均单位排污量角度来看，将年均单位排污量划分轻排污区（＜2Kg/头）、低排污区（2～4Kg/头）、中排污区（4～6Kg/头）、高排污区（6～8Kg/头）和重排污区（＞8Kg/头）5个区段。小规模养殖重排污区的省份有15个，分别为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云南、重庆、湖北、湖南、广东和福建，而高排污区包含四川、贵州、广西以及华 东部分地区，河北、山西、北京和天津为中排污区域；中规模以低排污区为主，东北三省处于中排污区域，内蒙古是唯一的高排污区域，其他地区年均单位排污量不足4Kg/头；大规模生猪养殖以中、低排污为主，呈明显的北高南低特征，华东沿海地区排污量相对较低。

　　4.3  分规模、分区域中国生猪资源化利用情况分析

　　从不同规模生猪资源化利用率角度来看（图5），散户资源化利用水平较高；小规模、中规模、大规模生猪资源化利用率随着规模的递增呈Ｕ型分布，分别为32.37％、75.49％和70.10％。规模间资源化利用率差异的原因各不相同。散户生猪粪污消纳途径主要依赖于自家耕地，“猪—沼—茶”“猪—沼—果”“猪—沼—菜”“猪—沼—鱼”等不同的粪污消纳模式使得猪粪区域内供不应求，粪污的资源化利用水平较高。规模化生猪养殖配套耕地、鱼塘等能够消减粪污的 土地有限，并且粪污的处理需要较高的前期投入，和相对较高的技术人员配置，并没有散户灵活的消减方式，因此规模化生猪养殖资源化利用水平较低。

　　注：数据根据 《第一次畜牧业产排污手册》《2007—2018年农产品成本收益汇编》计算整理，西藏、台湾未参与统计。

图5  中国不同规模生猪养殖年产排污量统计（Kg/头）

　　从不同区域规模化资源化利用率角度来看，将规模化资源利用率划分为极低利用区（＜30％）、低利用区（30％～50％）、中利用区（50％～70％）、高利用区（70％～75％）和极高利用区（＞75％）5个区段。中规模生猪粪污资源化利用率最高，均处在高利用区域及以上，大部分地区超过75％，东北、华南等部分地区处于高利用区；大规模生猪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略低于中规模养殖场，具备显著区域特征，华东大部分地区处于极高利用区，东北、中南、华南和西北地区基本处于高利用区，华北地区处于中利用区域；小规模生猪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相对较低，15个省份资源化利用水平处于极低利用区，而东北和部分中南地区处于低利用区，仅有部分华北地区仅达到50％～70％的资源化利用水平。

　　5  结论与启示

　　以大量生猪产业发展宏微观数据及产排污基本技术经济参数等为基本数据支撑，沿着其演变轨迹剖析中国生猪产业发展阶段性内在特征，梳理发展基本脉络，归纳政策问题，同时从养殖成本、经济收益，以及产、排污和资源化利用水平角度深度分析其挑战与约束。结果表明：第一，从历史脉络角度来看，中国生猪养殖划分为曲折期、转折期、增长期和约束期4个阶段。第二，从生猪相关政策角度来看，环保与疫情双压下，中国生猪养殖政策问题归纳为政策精准定位、政策持续稳定以及风险可控和利润可预期三大问题。第三，效益上，中国生猪养殖成本，经济收益区域间、规模间略有差异；养殖效率和经济效率有所下滑，市场价格波动上升；饲料费、仔畜费和劳动力投入是导致生猪养殖成本居高的主要诱因。第四，环境约束上，区域间、规模间产、排污以及资源化利用等环境约束有所差异；散养模式产污量高于规模化养殖模式，具有灵活的粪污消纳方式，资源化利用率较高；规模化生猪养殖产污量随规模递增而减少；排污量与资源化利用率随着规模的递增呈Ｕ型变动，中规模养殖户优势显著。

　　针对以上结论，得到以下几方面的启示。一方面，注重历史线索，梳理中国生猪养殖脉络，对探究生猪产业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政策的制定思路应由静向动发展，由“止疼片”模式向 “缓释可持续”的模式转变，将散点、临时的政策支持固定为持续、稳定、强差异化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在环保约束收紧、非洲猪瘟疫情爆发、“猪周期”波动明显等复杂背景下，中国生猪养殖业衍生了很多热点问题，精准获取生猪养殖经济和环境数据，科学监控成本、价格、产排污等关键指标仍是有效解决生猪发展问题的基础，建议引导数据产业从政府向市场转变。

　　《完》